回忆许宝騄先生
郑忠国
北京大学教授
我从小喜欢数学，也喜欢听人讲数学家的故事，从小学，中学到大学，听到老师同学说的最多的是华罗庚先生的故事，至于许宝騄先生，一直到进入大学，才听到一些关于许先生的事，直到最近，由于工作需要，查阅了许先生的一些记录，发现在40－50年代，当时数学界评论，说国内学术水平最高的两位数学家一位是华罗庚，另一位是许宝騄。这时我才体会到，这两位著名的数学家在风格上各有他们的特点。
我第一次听到许先生的名字是来自我的大一同学，杨振复。他是原清华教授杨武之先生的幼子，许先生派人送来一个纸条，称杨振复为小五弟，我当时以为许宝騄是一位女士，后经杨振复介绍，知道许先生是一位很知名的教授，对许先生的第一印象仅此而已。
第二次听到许先生的名字是在57－58年，当时122cc太阳集成游戏系经常召开全系大会，有一次，在大饭厅召开全系大会，会议内容大约是与反右，大跃进等政治运动有关。具体内容已经记不起来，大会快结束的时候，程民德先生突然转变口气，谈到大家很关心许宝騄先生的健康问题。提到许先生病情严重，但经过治疗，现已处于康复阶段，为了保证他身体的康复，希望大家不要去看他，对大家的关心，表示感谢。
第三次印象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，学校举办教育革命展览。当时的大学生受到狂热性的影响，从我个人的角度，觉得放卫星，大跃进才是鼓舞人心的，一到展览会上，到数学系那一部分，在一面墙上，订上几篇论文的抽印本，而第一篇论文却是许宝騄先生的论文抽印本。当时，同去的同学评论，别的系都是献礼和成果，我们数学系展示的与这很不相称。现在看起来，当时的确幼稚，也不懂数学是什么，而许先生，当时虽然有病，仍然坚持搞科研，他不是随风倒，也不怕出“洋相”，尽管当时自己的思想受大跃进的影响，但许先生的人品风格也给我很深的影响。
大四的时候，我被分配到概率统计专业。我记得有一次在平房教室上课（地点在现理科主楼东北角位置）时，突然在我位置的后面，坐了一位老者，他穿着一件对襟深色中式短衫，看上去像一个老农，听着胡迪鹤先生讲分析概率论。上完课以后，我们都回宿舍，突然老先生又返回教室，说丢了一个东西，同学们就帮助他找，先生说要找一个瓶子，后来，同学顾怀谨帮助他找到了瓶子，先生就正式警告顾怀谨，回宿舍以后一定要用肥皂洗手，因为这个瓶子是他吐痰用的瓶子，而他本人患有肺结核病，每当我们在宿舍中谈起许先生的时候，立刻被他的那种可亲的形象所感染。当时在分配毕业论文小组时，同学们都希望被分配到许先生领导的那个组。
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作为江泽培先生的研究生继续深造。在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，江先生被调离北大，那时教研室无人指导，决定将我改成助教，由许先生亲自找我谈话，当时，我表示愿意将研究生改成助教，许先生对此大加赞场和鼓励，他认为，做助教一样能够在科研上成长，参加教学工作、或许更加有助于科研工作。后来，学校和系里考虑到，如果条件允许，还应让我继续完成我的学业，改聘科学院王寿仁先生作为我的指导教师，在接受王寿仁老师的指导的同时，许先生实际上也把我当成他的学生。在64年左右，让我参加他领导的马氏过程讨论班，念Hunt的位势理论，我记得当时参加讨论班的有王寿仁先生，殷涌泉先生，还有严加安，李国英同学，我系教员有陈家鼎，甘章泉，胡迪鹤等。当时，王寿仁先生为首称许先生为老师，可以说几代同堂，当时讨论班设在许先生的家里，后来，王先生回忆起来，许先生从五十年代起，为了开展学术活动，特地在家里开辟一间屋子，作为开展学术活动之用（他家一共两间屋子，其中一间作为教室）。王先生还说，许先生家里的黑板还是数学所的财产，我记不起来，许先生的这一块黑板是否为我们概率教研室所继承，如果是的话，它一直从29楼被用到一院，它是数学系几个教研室所用的黑板中最好的一块，一直到85年建系以后，我们还是用的这一块黑板，后来概率统计系搬家到老化学楼新地址，化学楼的教室走廊里留下不少玻璃黑板，当时，由我作主，将这块黑板送给林源渠（现在为数学系教员）的教研室，我之所以要提及许先生的房子与黑板，是要讲讲许先生的精神。50－60年代，他为健康与其它条件所困，但他所追求的是事业，除了事业，他是一无所求，他虽然学术上有名望，但从来不追求它，也从来不与别人计较名利地位问题。对于事业，他可以贡献一切，他可以把自己的两间平房中的一间腾出来做讨论班的场所。我虽然不是许先生名下的研究生，但江先生离校以后，许先生作为教研室主任，好象对我也负有责任似的，他让我在他的讨论班上报告我的毕业论文，并亲自加以评论。记得我在论文中，证明了一条引理，利用了归纳法，他就评论说，做科研的关键一是要判定一个结论，二是要找到证明方法，一旦明确了用归纳法，下面的工作就十分简单了。
许先生除了精于理论研究，对于统计应用也是十分重视的。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国家科委副主任，得知日本工业发展速度很快，得益于田口玄一的正交设计法，特地将田口玄一那一本书给许先生。许先生组织概率统计教研室的教员进行学习，并且由卢崇飞写出讲义进行推广。
60年代初，许先生虽然身体不好，但学术上还是非常活跃的，他组织了几乎概率统计所有方向的讨论班。65年以后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，业务上处于停顿阶段，我就没有机会再见到许先生。下面是唯一的一次。有一天我从18楼教师宿舍到大饭厅吃中午饭时, 看见许先生坐在16楼到17楼之间的台阶上。那可能是他从18楼回家时，由于体力不支，而坐在台阶上。据说许先生在文革中曾经出来过两次（从家里走到办公地区）在文革后期他只能瘫在床上了，这与他仅有的出来两次有关。
许先生学术上非常活跃，他的思想并不像他的身体那样干瘦，记得他曾在教研室的联欢会上，让大家用6个“种”字造一句句子，用连着的5个“that”造一句英语句子，这件事，在当时研究生中传为美谈。
许先生在国际上是声望很高的统计学家，我最近在许先生的个人档案内看到他自己写的记录45.8－47.8系在北京大学留职停薪2年，47年按时返校。当时，赴美路费是Neyman从44年开始设法筹措的。在Berkeley任教期间，加州大学主要教员有两位，一位是Neyman，另一位就是许宝騄，Neyman看到许宝騄在履历表上填上“统计学讲师”时，大为不满（可能是由于薪水关系）并向斯泼罗尔提出抗议（许先生此时，已经是北大教授），并亲自散发了“关于许宝騄博士的声明”。在这两年中，许先生先后在哥大，北卡任教，而且各学校争相聘他任教，许先生两年期满后坚持回国。98年我在访问许先生的亲戚俞润民先生时，谈到许先生当时为什么坚持回国时，俞先生说：“当时许先生作为北京人来说，一个很自然的想法是‘不回国干什么？’。这里边还是有爱国的因素在起作用。
80年我访美时，江泽培先生让我在美找一篇统计应用的博士毕业论文，我特地去找了Neyman教授。Neyman教授说“我的所有的学生写的论文都是有用的”，在谈到许先生时，Neyman说“P.L.Hsu是我的最好的学生”。后来我在Neyman的传记中看到许宝騄的事迹时，才体会到这句话的价值。
许先生在华人统计学家中，也具有很高的声望。90年代，美国的统计学家林丕二，访问北大，听说许先生在北大时住两间平房，一定要我带领他去看一看许先生住过的平房，并说不去那看一看，访问北大就没有意义，我领他去佟府8丙（北大校内平房），由于当时房主不在家，没有能进入房间，只在门口录相留念。我想，许先生的一生，可以作为我们后人的榜样。
（写于1999年春）